不论是基于历史原因,还是政府的积极推动,在这样的金融生态环境中,浙江金融业得到了较大发展。
2. 跨国公司利用并购行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控制。因为当时微软公司是美国信息产业的领头羊,而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旦把微软一分为二,使微软公司的发展受到干扰,就会严重影响美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影响美国信息产业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行业龙头企业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较大的生产规模,其技术水平和资产质量在业内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跨国公司的重点收购对象。4. 跨国公司利用其在全球布局的优势,进行合理避税,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徒有经济规模,而没有经济利润。微软公司占有世界软件市场的80%,是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其他如橡胶、电机、汽车等行业也都不同程度地被外资企业所支配。因此,各国的反垄断法都对自然垄断予以豁免。
可见,将连锁商业企业组织起来就能形成一张物资救灾网络。3. 要处理好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与反垄断的关系。目前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财政改革措施(如营改增、房产税、所得税等)都集中在财政收入方面,这些改革或许必要,但绝非重点。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基于公共财政的财政分权和基于金融市场化体制的金融集权。需要注意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前提是条条职能的转变,在依然是行政干预的体制下,权力的过快集中将会迅速扼杀金融创新的活力。虽然增长型财政与公共财政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支出方面的差异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只有力的援助之手通过产业政策、限制竞争,可以迅速突破资本短缺的瓶颈,通过投资有利的项目推动经济增长。
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式不能是碎片化和自下而上的,必须是财政和金融体制同时进行的系统性改革。2011年对各地证券交易所的清理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约束:第一,应该对基于土地抵押、尤其是与地方城建行为相关的银行信贷(包括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予以控制,在透明化的同时,提高这些信贷的风险权重和拨备要求;第二,对地方所属的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全面调查和清理,尤其是近些年以服务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为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第三,对地方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为名而实施的绕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做法予以制止,重点是约束珠三角地区吸引境外人民币流入的做法,因为这将引发类似于日本1 990年发生的危机。
事实上,在财政收入方面,即便是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也存在很大差异。显然,这只能在金融市场化体制而非金融约束体制下才能得到满足。所以,中央财政的支出转向提供统一的公共品,就是打破公共品区域分割、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而造就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基本前提所以,改革首先应该将财政支出从政府直接或者间接的投资支出转向为全社会提供公共品。
2003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在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同时,正在形成潜在的巨大系统性风险。在金融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过剩的资本要追逐越来越难以识别的投资项目,因此,就需要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多层次金融市场来挖掘、发现和扩散信息,需要有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来管理、分散投资风险。在条条职能转变和重构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对地方的金融约束。以财政支出改革为重点就意味着财政分权体制的改革也应该以财政支出的重新分配为重点。
在职能转变的同时,应该顺应混业经营的趋势,重新设计条条的架构,从当前多头分散的管理体制转向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避免条条竞争、块块得利。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早就注意到,在前苏联和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的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就在于经济发展之初资本短缺和高效投资项目易于识别。
户籍制度和公共品的区域分割是导致劳动力要素市场分割乃至土地财政猖獗的两个重要因素,对于这两个因素,前者显然是后者的因,但是,反过来看,也正是公共品的区域分割使户籍制度得以维持、难以改变,因为取消户籍制度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承担更多的公共品供给责任。,在当前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日益不容忽视的情况下,统一管理体制的第一步应该是尽快建立一个横跨条条的信息收集、整合和分析的平台,以摸清我国总体及各地区、各部门的杠杆和偿债能力,并形成对宏观金融风险持续的跟踪评估机制。
显然,这只能在金融市场化体制而非金融约束体制下才能得到满足。但是,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资本短缺已经变成流动性过剩,能够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投资项目越来越不易识别,援助之手就会变成无能之手、甚至掠夺之手。对此,中心城市显然会更有压力、更加反对,这也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迄今主要发生在小城镇的原因。进入专题: 财政金融体制 。第一,从援助之手转变为无形之手从援助之手转变为无形之手,首先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援助之手的效力越来越低下。从援助之手到无形之手的转变还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对无形之手的需求越来越大。
第三,从金融约束体制下的金融分权转向金融市场化体制下的集权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从金融约束向金融市场化体制的转变首先需要条条职能的转变,即从行政审批、价格管制和干预微观金融活动的行政干预体制转向以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宏观金融稳定的市场化监管体制。在财政方面,公共品需求具有很高的收入弹性,因此,经济越发达,公共品需求越大,而这种需求只能在公共财政体制而非增长财政体制下才能得到满足。
中央政府应该利用现有的财力,承担起提供全国性公共品的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建立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前提是条条职能的转变,在依然是行政干预的体制下,权力的过快集中将会迅速扼杀金融创新的活力。
这种体制必须改革,改革的方式不能是碎片化和自下而上的,必须是财政和金融体制同时进行的系统性改革。2011年对各地证券交易所的清理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应该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约束:第一,应该对基于土地抵押、尤其是与地方城建行为相关的银行信贷(包括影子银行和银行的影子)予以控制,在透明化的同时,提高这些信贷的风险权重和拨备要求;第二,对地方所属的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全面调查和清理,尤其是近些年以服务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为名而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第三,对地方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为名而实施的绕开资本项目管制的做法予以制止,重点是约束珠三角地区吸引境外人民币流入的做法,因为这将引发类似于日本1 990年发生的危机。
约束地方政府的关键就是约束土地财政。事实上,在财政收入方面,即便是实施公共财政体制的国家(如美国和德国)也存在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一只有力的援助之手通过产业政策、限制竞争,可以迅速突破资本短缺的瓶颈,通过投资有利的项目推动经济增长。目前学界和社会所关注的财政改革措施(如营改增、房产税、所得税等)都集中在财政收入方面,这些改革或许必要,但绝非重点。
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基于公共财政的财政分权和基于金融市场化体制的金融集权。所以,中央财政的支出转向提供统一的公共品,就是打破公共品区域分割、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进而造就全国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基本前提。
事实上,现在各个条条正在变成权力的既得利益者,正在成为改革的阻力。虽然增长型财政与公共财政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都存在差异,但是支出方面的差异是最重要的。
这样做的好处之一在于,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中央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好处之二在于,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要素市场,增加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性,约束尚未转型的地方政府第四步棋就是实行利率的市场化,放开利率,充分竞争,国有的大的金融机构和民办的小型的金融机构,包括外资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上大家平等地竞争,谁的利率比较低,你的商品的价格比较便宜,你的服务比较周到,你就能吸引到比较多的客户,大家平等竞争,放开利率。
去年年初我们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后金融体制改革的任务。现在我们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百分之六七十购买美国的国债,美国人也并不是很领情,我们这么多外汇为什么我自己用不出去?我搞直接投资多好,主要原因还是我们企业的海外的投资能力比较弱,我们要通过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能力,把我们的外汇储备用好,变成到海外的直接投资。另外这些小型的金融机构只能允许在区域性,在一个社区的范围内吸收存款和贷款,不应当跨区域贷款。另外还要发展债券市场,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我想这个应当成为我们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五步棋。
第六步棋,也是最后一步棋,要用好我们的外汇储备,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下为演讲实录: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
我们前一段出现银行的流动性的紧张,本质上就是由于改革没有按路线图来进行的结果,因为还没有形成充分竞争的局面。这些金融机构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把表内业务转到表外业务去,形成了寻租行为、垄断地位,这种状况孕育着一定的金融风险。
虽然有这么大的存量,由于我们金融体制改革滞后,资本的流动性比较差,所以需要资金的企业拿不到钱,不得不从民间借贷获取高利贷。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放开市场,必然会出现寻租行为和垄断地位。